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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震中的日本社会韧性是如何练成的

来源:北京青年报     作者:徐立凡

3月11日,日本遭受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地震。里氏8.8级的强烈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大约是1995年阪神地震的256倍,相当于超过1.1万颗广岛原子弹的破坏能力。比地震杀伤力更可怕的是席卷日本东北部地区的海啸,居民区、生产区、稻田损毁严重,在死亡和失踪人数不断上升的同时,工业灾难同时降临,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,包括本田丰田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宣布无限期停产。比照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超过6000人的死亡和GDP下滑2%的损失,日本“311”强震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将十分巨大。

与大自然肆虐所造成的生命和经济失序形成的鲜明对比是,在如此重创袭击下,日本内部社会秩序却保持了极其稳定的状态,令外界印象深刻:市民上街避难主动让出主干路,楼道避难分坐两旁让出中间通道,安静地排队候车或商场紧急购物,教师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并关闭电源,公共电视台多种语言播放震情及自救方法,学校、公园等公共避难所迅速搭建简易厕所等设施,这些场景呈现出的,是一幅全景式的高效、专业应对地震和次生灾害的公共秩序场面。

日本平民面对巨灾的秩序感和镇定气质,实际上就是一种整个社会面对灾害的韧性表达。这种韧性的普遍养成,当然可以从国民性格中去寻找解释。比如,生死无常的人生观的浸透,比如,视风雅为清冷之物的美学,都会对国民的行为习性起到鼓励和规制作用。但是,社会秩序观的形成,从来不只是哲学的结果。哲学更多地影响个人行为,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协同,和协同后的行动范例。巨灾面前,对于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恐慌足以让自利性代替共利性,足以打破日常的协同习惯,从而损害平常秩序。强震中的日本社会仍能保持良性秩序,展现社会韧性,固然有国民性的因素,而更主要是持之以恒的,通过教育、防灾培训和社区建设而推进的非物质化的社会建设的结果。

日本地处北太平洋边缘、亚洲东部边缘和美洲西海岸所组成的“太平洋火圈”中,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多发于此,日本还位于最不稳定的地质构造板块上,世界上里氏6级及以上的地震大约20%发生在日本。以二战后为界线,多灾的地理条件带给日本的是持续的焦虑感和不同的应对:上世纪中叶前,希望向外扩张以获得稳定感,而经济危机足以让日本将此化为侵略行动;战后,日本立足于灾害教育,从小即令学生们形成普遍思考:假如今天发生灾难怎么办?这样的危机教育持续数代,应对灾害时按规而行已具有普遍自觉。“311”强震后世人惊讶的秩序感,只是长年教育结果的呈现。给我们的启示是,社会秩序感的形成,首先是教育的结果,这种教育不是空泛的价值灌输,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技能和公私界线培训。

尽管日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对危机教育的高度重视,但是,仍然曾付出惨重代价。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,政府救助的不力,居民区道路规划不利于救援,木制房屋抗震能力差等问题,造成了巨大的杀伤。在此之后,日本的民间灾害组织普遍发育生长,居民区规划更加合理,经过三次修改的《建筑基准法》强行规定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的8级水准,使用期限须超过100年。救灾机制细化了到灾后10小时、100小时、1000小时,根据人们不同的心理情况制订不同的行动程序。在不断完善的救灾机制中,社区和市民的作用得到了超过政府作用的重视。社区起着灾后防止谣言涣散民心的作用,市民互助组织起着实施初次救援的作用。

日本“311”强震后,外界更多地看到的是市民的行为而似乎少见政府行为,奇怪谁在组织领导,原因即在于:通过社区和市民组织的发育,已足可担当凝聚社会基层内核,组织基层市民的作用,政府可在更宏观层面配置调度资源,合理指挥救灾。

实际上,一场巨灾所导致的灾难,不仅在于生命的逝去和财产的流失,还在于精神的创伤,个体的无助和反常行为的出现等等,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,也不仅是经济和慈善资源倾斜的过程,在这些宏观重构之外,还有大量的微观重构。更多的时候,微观秩序决定着内部社会的秩序是否稳定。这意味着既要注重宏观建设,更要注重微观建设。单纯依靠政府完成对所有层面的、情况复杂的建设,不仅难承其荷,也做不到资源最好配置。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,大力培育社区和市民组织从事微观管理,是一个高效办法。市民参与管理可以带来的另一个正面发散是,在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主导下,人们常常会展现出人性最光辉的一面。

“311”强震是大自然带来的又一次重大人道灾难,共同应对灾难是我们的共同主题。应对灾难既包括人道主义的传递,也包括对于灾害应对机制的深入思考和完善。这种思考和完善,本身就是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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